一個失業快遞員拿起筆，告訴你脫下長衫會如何？

“無論我打工或寫作，那對我來說都是一種自我精神的建設。”

(相關資料圖)

撰文 | 荻揚

《看天下》雜志原創出品?

曾經為一個快遞的簽收而著急的胡安焉一定想不到，如今自己可以坐在刀鋒圖書獎的現場，面對著鏡頭和無數觀眾，聊自己這份在很多人眼里上不了臺面的工作。

周圍是已經成名的作家和衣著光鮮的主持人，穿著紅色T恤和牛仔褲的他，看上去有一絲隨意

2020年初，失業的胡安焉寫下紀實性隨筆，記錄了自己在德邦物流做分揀員的生活，那些晝夜顛倒的灰色日子和分揀員們三三兩兩的命運一同受到關注。

這是罕見的以快遞員視角，觀察快遞行業的文章，快遞從業者透支生命和體力，換取微薄收入的生活第一次從內里被撕開。

2023年，胡安焉的首部非虛構作品《我在北京送快遞》出版。巧的是，此時大眾輿論對快遞行業的印象，正在發生悄無聲息的轉變。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在“就業難”的壓力下和內卷的職場生活中，都開始想“文轉腿”——選擇一份單純靠體力，解放大腦的工作。

然而“孔乙己脫下長衫”看似只是一個簡單的動作，實則要承擔的壓力，即將面對的勞苦，卻沒有想象中那么輕易。

這些年來，胡安焉做過的職業有20種左右，分揀員、快遞員、漫畫師、寫作者、自行車店店員、女裝店老板……他在不同的工作中穿梭著，漂泊著，用一個更深入的角度，觀察更細微處的生活，和形形色色的人類。

“今天我對自己所有的打工經歷，只懷有感激和懷念，沒有絲毫的不滿和怨忿——我承認曾經有過，但已經全部放下了。因為從更多的生活經驗中，我逐漸認識到，懷著怨恨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。”他在書中寫道。

在他的故事里，每個人都能看到自己，無論藍領白領，每個人都是機械化社會中一枚普通的螺絲釘，是原子化的個體，終其一生都在企圖找到自己獨特的個人價值，螺絲釘雖小，卻是廣廈萬千最不可或缺的。

以下故事，來自胡安焉。

勞動機器

胡安焉

進入物流行業，對胡安焉而言，是一種偶然。

那時候，他剛剛經歷了生意失敗，三年沒有工作，想靠寫作維生，但幾個月只投出了一篇稿子。他需要一份能夠快速上手賺家用的工作。

2017年5月，他入職了德邦物流。

三天的試用期，勞務繁重，如果工作不合格，隨時會被辭退，不管是否錄用，都不給工資。“這應該違反了勞動法，但我打聽了一下，這里的物流企業都這樣。你要是不能接受，就別干這工作。”胡安焉寫道。

物流園位于廣東順德陳村，快遞需要在白天派送，分揀員的工作只能在晚上進行。繁重的工作會讓大部分人一開始就暴瘦下來，本就不胖的胡安焉也掉了20斤。

造成身體驟變的原因還有變得乖戾難馴的睡眠。因為晚上工作，分揀員們強制自己白天睡覺，但這違反了一直以來的習慣，不光醒著時像在夢游，該睡的時候又睡不著，胡安焉為此想遍了辦法。而過度勞累和缺乏睡眠，會讓人的情緒變得難以控制，一向脾氣好的他有時也會和人爭執。

大部分時間，他們像是一臺不需要感情和想法的勞動機器。這樣的狀態一直延續到胡安焉從德邦離職，來到順豐送快遞。

新的工作中，不光存在著惡性競爭，還要面臨權力系統里的高壓。在站點，組長往往擁有很大的權力，是這個小團體中的掌權者，不光每天抓紀律，盯住快遞員們上下班和午休的時間，如果有誰快遞派送量不達標，還會接到他隨時打來的電話。

送快遞，意味著要面對各種顧客，與人相處，不全是愉快。

有一次，胡安焉給一位女士家里送水果，正值夏天最熱的時候，擔心水果壞掉，他早上八點就到對方家門口敲門。結果家里沒人，他又打電話也無人接聽，無奈之下，他把快遞放到了快遞柜，之后又打了兩個電話，沒有接通后，他發了短信通知顧客取件。

中午大約十二點的時候，他接到顧客的電話，上來就是興師問罪的質問——“為什么把東西放柜子里？你現在就給我送來！”

他正在其他小區派件無法趕回，向對方解釋兩小時后送，或者顧客自己取，收到的卻是對方的拒絕。很快，胡安焉發現自己被舉報了。

對所有快遞員來說，舉報都是天大的事。如果被認定舉報屬實，除了被罰不小的金額，胡安焉更無法忍受的是被冤枉后平白增添的麻煩，以及這種麻煩背后，他不得不接受的不公平、不友好、非人性的規則和條件。

工作里的委屈有很多，自尊受到打壓是常有的事，時間長了，盡管他個性敏感，也會陷入麻木。大家都像齒輪上的小白鼠，不停地狂奔，卻看不到終點。

當然，如今回望快遞工作，并非毫無價值可言。

“比如在我最后的一段快遞工作經歷中，當我把快件交到客戶手里時，我看到客戶滿意甚至是興奮的表情，聽到客戶悅耳的道謝語句，我的心里是快樂的——我感覺到自己有用、我的勞動對人有用。”

2017年，德邦物流分揀臺。（受訪者供圖）

一塊滾石

記錄分揀員工作的文章發出后，不少人留言，有同情的，有感嘆的，有人問：“以你的水平，為什么會去做這份工作？”

胡安焉真誠地回答：“我沒有更好的工作需要的能力和經驗。”

他就讀于職業高中，學的是電器維修，原本以為畢業了能靠手藝生存，沒想到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，電器的淘汰速率極快，新的電器層出不窮，他1995年畢業即相當于失業，只能在酒店實習。

他覺得自己敏感的個性，就是在不同的工作中逐漸形成的，是一個“慢慢被刺痛”的過程。這讓他漸漸對外部環境的反應越來越強烈，最終導致他沒有辦法在任何一份工作中長久地做下去。

比如在酒店實習時，同事們都不愿意上夜班，有人找到胡安焉換班。他明明也不喜歡上夜班，但卻不懂得怎么拒絕，抱著幫助同事的想法答應了。結果所有人都知道，有這樣一個人，愿意上夜班，愿意承擔苦和累的工作，于是都來找他換班，他沒辦法一一解釋，只好選擇離職。

后來，他又輾轉在廣州一個服裝店做店員、在中石化的加油站加油、去連鎖快餐店兼職送餐、做雪糕推銷業務員，還與人合伙在南寧開過一家女裝店。

日后他反思，開店的這個決定對他的性格造成了最大的傷害。

自己做老板除了意味著一切都要自己負責，最重要的還要像一頭狼一樣競爭。比如，誰家的款式賣得好，別家也跟風賣，互相壓價，在計算機上敲出價格給客戶看，生怕說出來讓別家知道。

想要在這種生存游戲中勝利，不得不傷害其他人，但這種強勢正是胡安焉本身的性格所回避的，“人和人之間利益的算計、競爭，我覺得挺丑陋的，而且我適應不了”。

在眾多的嘗試中，有一份工作，讓胡安焉開始重新思考自己和社會。

那是在漫畫社實習的時候，漫畫社的同事都很叛逆，聽搖滾樂，喜歡國外地下文化，有時候還會頂撞老板，遇到不想做的工作，會直截了當地拒絕。

在這里，胡安焉有了歸屬感，讓他覺得“我和社會不兼容，原來不是我的問題，是社會的問題”。他解釋，“我是壓抑的、克制的、糾結的、內向的、不自信的人，而他們所有這方面都跟我相反，我崇拜他們。”

2017年，德邦物流在石洲村的招聘墻。（受訪者供圖）

后來漫畫社的同事集體辭職，胡安焉也參與了這場“反叛”，和他們一起終日無所事事地過了一段時間。不久后，他意識到了這種生活的荒誕性，逐漸和他們分道揚鑣。

但不管是在漫畫社工作，還是自己開店當老板，缺失了哪段經歷都不會有如今的胡安焉，曾經的種種塑造了當下的他，“如今我不會再為自己和別人的差異感到惶恐不安，相反，我珍視自己的個性。雖然我仍然很無知和膽怯，但在這之下多了一份堅持和信心。此后無論我打工或寫作，那對我來說都是一種自我精神的建設。”

時代的浪花

回顧自己的工作經歷，追本溯源，胡安焉覺得最大的問題在于個人性格。但無奈的是，這種性格并非一朝形成，修正起來過程艱難又漫長。

他出生于廣州一個普通的家庭，父母在事業單位廣州打撈局工作，負責附近海域的打撈、救助等。改革開放時期，廣東地區不少人選擇去做生意，或者去往港資公司，那里機會多、報酬高，而胡安焉的父母卻依舊堅守著這樣一個小單位，沒有大的發展，也隨時面臨改革，以及改革后失業下崗的風險。

在胡安焉的記憶里，家庭始終處于社會的最底層。父母對于安穩的追求，讓一家人失去更大的發展，更多的機會，這種固步自封和不爭取，多多少少影響了胡安焉在工作中的選擇。

當胡安焉老實本分地打工，不管是什么工作，父母都覺得他的生活有了保障。但當他選擇一份個體工作時，他們或多或少會顯現出擔憂，尤其當他和漫畫社的同事在一起時，他們會認為他走上了歧途。

“在融入社會這件事上，我的所有決定都是自己做出的——或許因此至今都沒有真正融入社會——他們基本沒給過我有用的指導或建議。除了后來借我幾萬塊做生意外，他們也沒提供其他任何幫助。不過，他們也從不要求我發財致富、光耀門楣，然后孝敬他們。他們只是反復叮囑我遵紀守法，不要給社會、給別人添麻煩。”胡安焉寫道。

回到家的日子，他大部分時間把自己關在臥室里，不和父母交流，也很少說話，讀書、逛文學論壇，逐漸完成了自己在文學方面的積累。后來他成了文學論壇的編輯，也寫小說評述。如今的妻子，正是那時他在論壇上結識的網友，他們都喜歡文學，對結婚生子有一樣的態度和看法。

也是在這段時間，胡安焉靜下來反思了寫作的意義，“小說是我具體生活中的生命經驗的轉換和提升。”正是因為沒有以寫作為生，所以寫作于他的意義因此變得更加個人、重要、特別和純粹。對他來說，寫作就是獨立于生存之外的那部分“自由”。

這樣的狀態持續到2011年初，他想嘗試靠寫作生活——買了很多街邊能買到的雜志，學著上面的風格，寫了幾個月，但三四個月只寫了十篇，投了之后只有一篇發表，得到的稿費是800元。靠寫作為生看來行不通。

胡安焉的書桌。（受訪者供圖）

他聽說過，現在很多年輕人想要“文轉腿”，胡安焉猜測他之前做的工作，普通大學生根本干不了，“事實上我看到很多從農村出來，過得很苦的人到了德邦也適應不了，試完工后，真的能留下來的不到一半。這些工作真的沒有那么田園詩意，沒有那么美好、那么自由。”

“過去我的父母被時代價值所拋棄，我也曾認為我自己在社會評價體系中是不合格的，所以我才投身寫作，希望在里面提升自己的價值感。”最初，出版社聯系到胡安焉寫書時，他甚至為了避免失望，從不主動和對方聯系。但一旦寫下去，他才發現，世界變了。

如果說胡安焉的一生都在被時代的浪推著前行，如今終于有一次，他通過文字扭轉了命運的走向，把一些東西牢牢地抓在了自己手里。

“其實我們大多數人，在工作中是來不及反思的，我也一樣。每天的工作讓我沒有任何時間停下來，思考每一件事情的意義。但好在我能通過寫作，讓自己在一天之后跳出來。”來自底層的聲音被傳遞出來，吸引到更多讀者，胡安焉認為，這可能無形之中就會形成一種力量，讓那些原本不讀書、讀成功學的人，也能讀到有力量的內容，可能某種程度上，對社會來說是一種積極和正向的影響。

所以，他會繼續寫下去，手頭的一部長篇小說正在計劃中，當然，他也不會放棄工作，下一份工作繼續送快遞也說不定。

人生沒有岔路，每一條都作數。